（二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司令员是贺龙

“你今儿个咋啦？”——有一天我刚迈进贺龙的屋门，他抬头只瞅了我一眼，就这么问。

他这么一问，把我给整愣了，心说：嘿，你咋一眼就瞧出我心里有事啦？这让我咋回呀？对他我可不能藏着掖着，更不能扯谎，所以就打算把我心里那点小不痛快跟他讲讲。不过我还是先回了他一句：“你咋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？”

“你今儿个的表情可不太对劲，神情瞧着也不安生，是心里有苦处、有弄不明白的事儿，还是撞见啥邪乎玩意儿啦？”——贺老总跟我这么说道，“你跟我一样，啥都摆在脸上。”

老总，我哪敢跟您比呀！您的经验那叫一个丰富，看人的眼光那叫一个厉害！

这段对话大概是在 1943 、1944 年，延安整风运动快到后期，正要开展甄别和平反的时候出现的。

这次跟他见面，我找他，他也约我，让我参加他召集的一个会。贺龙那时候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，还管着财经方面的事儿。他开这个会，是为解决俩大干部工作时闹矛盾的事儿。会上，两边各自讲了事情经过和问题在哪。得嘞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一讨论，大家发现问题越来越多、越复杂。其实呢，没啥原则性的毛病，就是他俩有意见，谁也不让谁，这才不好办。到底咋整呢？

最后，贺老总开腔了。他讲：“你们两边都说自己全对，对方全错，还说自己啥都好，对方啥都不行。你们俩都是我管着的，如今出了问题，头一个就是我的责任，我得对你们两边担着。实际上，这只能表明我不行，是我的错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闹别扭的两边都没法安稳坐着啦，心服口服地认可了会议的定夺，问题顺顺溜溜地解决掉喽。

这是头一回参加贺龙主持的会，头一回瞧见他处理团结的事儿，所以印象可深啦，得着的好处也大。贺龙说的那些话，还有他处理问题的办法，对干部真有启发、真有教育作用。工作里出了问题，领导得先多担责任——毛泽东的这个教导，贺龙在自己做事的时候实实在在照做啦。

1925 到 1927 年在苏联留学那阵儿，咱就听说过贺龙这名字，尤其是他在北伐战争里英勇打仗的事儿。咱当军人的，对北伐战争可上心了，听得多，研究得也多。打那时候起，贺龙在国内外就出名啦。苏联的国际新闻报道里常能瞅见贺龙的名字，有关他的报道内容总是又新又动人，当成中国革命、工农红军的一种象征或者有代表性的事儿来报。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，一说起贺龙，都带着各自的想法和心情。1928 至 1930 年有关贺龙和他部队活动的报道给读者的感觉和影响力，就跟标志着中国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似的。真的，那时候在国外，一读关于贺龙和他部队的消息，就跟读中国红军其他部队的消息一样，老是揪着咱的心。是胜利、有进展，就让人来劲、高兴；是失利、有挫折，就让人难受、丧气。不过在那些年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中国红军的新闻报道，都有偏见，而且八成九都是瞎编的，或者照着国民党没根据的造谣污蔑、荒唐透顶的胡编乱造来的。可读者心里清楚着呢。

1931 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军马占山、苏炳文部队的好多将领又气又丧，不过呢，大都把希望放在贺龙身上。1932 年他们暂待在苏联的时候，有人讲：“东北因为不抵抗没了，可江西、湖南还在。咱虽说不认识贺龙，可知道他那些事儿。咱愿意去找他，为国家能活着而打仗！”

1931 年夏天，共产国际的干活儿的人跟我唠嗑，问：“你晓得贺龙不？”

我应道，光听说过，可不认识。

接着他们讲：“打算派你回咱国家去。让你到贺龙同志那儿，他可是了不起又经验老到的将军，他带的部队也是特别能打的。那地方得补充、添些干部。”然而因为国内交通给弄坏了，没去成。

我一直盼着能见到贺龙这愿望啊，总算在 1940 年夏秋的时候成真啦！他从晋绥边区回到延安，跑到蓝家坪去看望他的老政委任弼时，他们都分开三年啦。我到弼时住的地方时，他正敞开了说个没完，我仔细听着他跟弼时讲前方的事儿、跟敌人斗争的情况、抗日根据地咋发展，还提到了关向应政委的病情啥的。

我仔仔细细瞧了瞧贺龙的长相、身量、举动、神情、风采，感觉他本人比起那些小说和报道里讲的，故事和传说里画的，还有咱们心里想的，还要更高大、更威风、更帅气。至于他的模样、仪态，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熟悉得很、了解得很，他是出色的将军、机灵的指挥官，还是勇敢的战士。

我敬重贺老总，乐意跟他亲近，没多久咱们就熟络起来，老是凑一块儿唠嗑，啥都能说。最有意思，让我记老深的，是贺老总参加革命、变成共产主义战士的经过和那些事儿。他大半辈子的活动，碰上的那些沟沟坎坎和稀奇古怪的事，让我又佩服又惊讶。他把我的心给拿下了，我打心眼里敬着他，信着他。他讲：“我领着军队那阵儿，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当时一些进步的、搞革命的同志跟我宣传，得站在人民这边给人民办事。我就寻思：当镇守使、带兵不就是给人民干活吗？给人民服务跟这难道不是一回事？心里琢磨了好一阵。后来他们又跟我说，得给劳动人民、穷苦老百姓谋好处。这些话让我更开窍了，也跟我的想法和心思更贴了。“最后我碰上了一些真共产党员，像恩来同志。他的话对我启发最大，对让我清醒起了决定性作用。他给我讲人的阶级性，人得有阶级觉悟，要明白无产阶级的阶级性，得从这个阶级的利益出发想事、办事。就是说，首先得有阶级的看法、立场，还得有能用阶级分析办法看问题的能耐。阶级觉悟是根本的觉悟，有了阶级觉悟，才有当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。就这么着我成了共产主义者。还有个事儿，就是人们说的举义旗。我觉得义旗就是红旗，红旗象征着革命。我可记住了，得永远举着红旗，绝不改变，坚持到底！这既合我的要求、我的脾气，也合我的想法和心思。”

贺老总在长久的武装斗争里攒下了特别多的军事经验，对游击战术和游击战的门道清楚得很。他讲过好多跟敌人斗的成功法子、战术的灵活处、技巧还有妙招。我可高兴了，兴致勃勃地听他讲怎么想法子脱离危险，顺顺当当给敌人打击、消灭，赢得胜利。

贺龙一路走来，经历了数不清的特别曲折、复杂难缠的斗争，最后变成了立场坚定、绝不屈服、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，成了毛泽东的战友和好学生。

贺龙最先跟旧社会、旧习惯势力狠狠较量一番，成功把自己从那罪恶的大泥潭里拽出来，还跟自己身上剩下的旧思想、旧意识、旧作风毫不留情地干仗，让自己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，全心全意站在无产阶级、社会主义革命这边，为了砸烂旧中国、建设新中国，为劳动人民的好处，啥也不怕，一直奋斗到底。

贺龙也曾在党内经历过严酷的斗争。有一回，贺龙跟我畅谈了三十年代初期湘鄂西苏区的肃反状况。

他讲：“1931 年四中全会以后，王明路线掌控了中央，咱湘鄂西苏区就搞起了肃反运动，反对改组派。随后从中央来了个夏曦，他弄来加强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和路线，这俩斗争凑一块，那动静老大了，势头可猛，把好多干部给打倒、肃掉了，整得人心惶惶、个个害怕、说不定哪天就完犊子。”

“就我来说”贺龙讲：“他们那一伙搞的是个两面性的政策，夏曦那些人表面上跟我开会，画册设计一块商量方针政策，一道研究实际工作里的重要问题，处理日常工作的事儿。可在肃反形势越来越厉害，大批干部被整掉，我又完全没能力扭转那悲惨局面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打我的主意啦。我察觉到情况严重，也确实知道了一些情况，就不得不搞点自卫的办法。当时，武装力量本来归我管，可他们说要自己（借着党委的名义）来指挥。我当然得服从这个决定，不过我也清楚他们到底想干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弄了个保险的法子，挑了大概一营厉害的战士，好好整编一下，归我直接指挥，还把他们安排在我住的地方周围，以防有突然的变故。

那时候的所谓肃反工作可真是厉害得很哟！夏曦在上海参加了四中全会，依照王明的指示到湘鄂西苏区推行王明路线，因此他对肃反的错误得承担重大责任。

贺龙是党的高层领导干部，也是威风赫赫的勇猛将领。可他没架子，和群众关系特好，跟谁都能聊，不管是干部、战士、炊事员、饲养员，还是普通群众，都能说上话。都乐意跟他往来。他说话能说到关键处，能说到人家心里头。他了解人家的生活和工作，说的都是行内话，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亲近。

1947 年夏天，贺龙待在山西临县沙园村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去邻近的村子查看一个后勤单位的状况。等工作完了，正要走的时候，一个挑水的、大概四十来岁的农民，立马放下水担，跑过来要给贺老总牵马。

老总赶忙推辞：“谢您嘞，我向来都是自个儿牵牲口的。”农民却紧紧抓着缰绳不松手，说道：“我得送您一段，走出咱这山村。”

贺龙立马觉出这话不简单，就叫他牵马。走着走着，那农民先小声问道：“您贵姓？”

老总回应道：“俺姓贺。”

农民问：“您认识贺龙司令员不？”老总回答：“不认识哟。”

农民讲：“他可是咱们这儿的司令员，大大的官，有名得很。你应该听说过他！”

老总回应说：“听说倒是听说过，可他可不是什么大官儿。”

农民道：“嘿，他可是大官。我有几句心里话，不晓得能不能说？我瞅着您也是个干部，就想跟您唠唠。成不？”

贺龙痛痛快快地应道：“行啊！有啥话直说就成！”

农民小心翼翼开口道：“在咱这儿住的那个单位，人没几个，可占的房子多了些，用的家具（像箱子、柜子、桌子啥的）也多了些。要是住久了，会给咱生活添不便。你瞅瞅，要是没啥妨碍，麻烦你瞅机会提醒他们一声，把多余或者暂时不用的东西还给大伙。往后需要了，随时说随时拿就成。老贺，你觉得我这想法行不？不过啊，可别批评那些干部，就提醒提醒就行。你看咋样？”

贺老总特别看重这事，马上就把这些干部的做法给改了。不过，更让他看重和感动的，是那农民跟他说话的方式还有提意见的法子。他感慨不已：“在这些方面，农民可比咱干部厉害多啦！人家提意见、说话特别有分寸，一点儿也不生硬，也不伤人。群众才是咱真正的老师！你说说，咱的干部难道不该跟那位农民学学吗？”

这是第二天贺龙跟我讲的这件事。这事儿本身不复杂，也没啥奇特的，可贺龙对农民那谦虚的样儿，认真听群众意见的好做派，严肃对待群众意见的负责劲儿，太让人感动啦，值得咱们好好学学。

1947 年 7 月，贺龙从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动身，领着米大头过河去陕北，奔着小河去参加中央会议。从三交到小河大概三百多里地，他不过两天多的工夫就到了。

那时候我就在子洲县马蹄沟西北局那儿呢，米大夫从小河回来以后，讲了他跟着贺老总到处跑的事儿还有他自己的体会。他说的那些，我到现在都没忘。

他讲：“头一天下午我得了通知，说第二天要跟着贺龙同志去陕北，还讲除了必需的医药用品、洗脸家伙和能换的衬衣，别的啥都别带，越轻装越好。第二天清早到双塔集合，从那儿出发。随行一共五六个人，都骑马。贺老总身板高大，力气又大。警卫给他备了两匹马，好让他换着骑。可他不干，不要陪马。但走完八十多里，到第一站的时候，他骑的马累得不行了，驮不动他啦。他只好在兵站换马，还通知沿路的兵站，准备几匹好马，用来替换。就这么着，每天跑大概一百五十里上下，终于在第三天早上到了中央的地方。”

我跟他接触的时间不长，可他给我留下了好多特别深、根本忘不了的印象。要说最主要的，那就是身体棒，不知道啥叫累，生活简单，心眼好，待人实在。他不挑吃的，吃饭时大口猛吞，饱了就走人。休息时，上床就能睡，有点动静就醒，警觉性跟老虎似的。醒了就起来，动作又快又麻利，真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、威风能干的将军。

他跟所有下级干部还有老百姓都没啥差别，一样亲切、和蔼，能啥都聊。干部和群众就没有不敬重和喜欢他的。一路上碰到的干部都晓得贺老总是身负重要任务的首长，可不清楚他赶路急得不行，都劝他多歇会儿再走，甚至想让他住下，第二天再出发。贺龙同志当然是委婉拒绝，老是说：“等回头，肯定来你们这儿。”反正不管走到哪儿，咱们都觉得像回了自己家、见着亲人那么亲。

这所有的事儿让我不停地琢磨，米大夫满含深情讲：“上下齐心团结，军民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似的，这种亲如鱼水的情谊就是最大、最厉害的力量，谁能斗得过呀？！蒋胡匪军闯进陕甘宁边区，不就是白白来送命嘛！”没到俩月，咱们的军队就打赢了沙家店战役，把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给粉碎喽。这些想法可都成真啦！

在小河会议的时候，国民党跟外国通讯社放出这么个谣言，讲贺龙等人在陕北被抓了，还给押到西安啥的。这消息挺新、挺惊人，可全是瞎话、荒唐透顶。居然在国外闹出动静，就连苏联朋友都当真了，着急地打听真相。消息能编得有模有样、像那么回事，可假的终归是假的，永远也成不了真的。一个将军正指挥部队收拾罪犯呢，罪犯倒说把将军俘虏了，自己成了赢家。国民党反动派、蒋介石多可笑、多可悲哟。

1947 年，在陕北的羊马河战役、蟠龙战役跟清润战役里，咱解放军俘虏了好些个国民党的将级军官还有专员、县长，像廖昂、李昆岗、李纪云啥的。这一批俘虏从陕北陆陆续续被转到了晋西北。这些个将军俘虏都明白自己被咱打得稀里哗啦、一败涂地，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没精神。不过呢，武人那残存的半点儿傲气还没彻底没喽。

他们给押解到山西临县之后，有人求当地的最大长官来见一见，然后贺老总就见了他们。这些俘虏还算有那么点儿军人的样子，在院子里排得整整齐齐，站得直直的，给贺龙鞠了个躬。

俘虏里有人瞎咧咧：“打内战是上头（指蒋介石）的责任，停战也是他们的事儿。”

贺老总立刻说道：“发动战争那是你们上头决定的，可不是你们，不过你们在前线的表现跟你们上头的决定是一样的。你们这不是起义，也不是投降，而是被我们军队完全打败后给俘虏的。”

战俘廖昂张狂又轻慢地讲：“你（贺龙）在长征的时候，1936 年秋天到陇东那地儿，差点就被我给逮着了。”

贺老总哈哈一笑，瞅着廖昂说道：“快别扯你那些瞎梦话啦！你也算个军人，咋就不晓得假设和幻想没啥用呢，你得记住，差一点那都不作数，只有今天才算数！”